考古学与历史学篇1
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出现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 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 Glyn 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Austronesian 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 Shang”、将先周称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3. 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檮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 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複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所以，原史时代概念的提出不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或是考古学研究都是有所帮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对象并不应该被限定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为以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史时代为中心，其范围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传世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向外辐射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地区、族群、文化（当然，如果该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视为认定其族属、文化以及认定其与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将中国原史时代表现为一个各种活动、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而对于现代中国境内曾经有的各个族群、文化的原史时代的研究，则应该将其分别命名（如：匈奴原史时代、女真原史时代等等），成为以其为主体的原史时代，以求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原史时代区隔开来。
所以，中国的原史时代是：1.时间段在文献所记载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繫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 Hawkes， 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
[3]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aris.(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 见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 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8]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2
一、 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范式特色
首先，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2）。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3）。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4）。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5）。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6）。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7）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8）。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历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1）。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2），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第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第14页）（14）。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5）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16）。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17），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19）。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上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20）。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2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23）。《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24）。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5）。“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们这个栏目定名为“三代文明”，今后将征集相关宏文，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都可纳入本栏目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26），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27）。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28）。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29）。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3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32）。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我们的栏目也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佳作。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这方面的论著。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33）。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4）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注释：
（1） 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954）： 155-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p.48.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页，三联书店，1997年。
（4）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 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 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2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2005）”. Artibus Asiae 66 （2006）：181～194.
（29）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30）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32）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 许宏：《关于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断想》，《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3
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4
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产生的时代原因是什么？其学术渊源为何？顾先生的这一思想及其史学研究实践在学术上有何得失？本文试就这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五四”时代精神的产物
中国的封建史学虽没有象西欧中世纪史学那样沦为寺院的编年体，但两千年来它始终为儒学经学所支配，其中充斥了宗教迷妄。虽然曾有这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几、郑樵、顾炎武、崔述、章学诚等，对这笼罩着神学光环的正宗史学进行过斗争，提出过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史学观点，但他们总是被正宗学者攻击为“非圣无法”、“妄诬圣哲”，他们的进步史观总是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而遭到无情压抑。这样，终二千数百年封建之世，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一直是支配中国史学的统治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倡导政治革命的同时，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他们高扬“史学革命”大旗，学习、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提出自己的历史理论，对封建史学进行批判，形成对传统史学的冲击。但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北方的不成熟性，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思想家、史学家在同封建传统史学进行斗争时，不可能最终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往往以儒家经学为形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编著《中国古代史》的夏曾佑，既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述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又不能不固守今文经学的传统观点。又如首倡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的梁启超，最终也向封建文化妥协。因此，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支配中国史学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文化革命。当时，许多进步思想家揭橥民主与科学旗帜，全面抨击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与封建传统文化。他们“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1），在他们猛烈的进击下，儒家思想及一切封建偶像的权威发生了动摇。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历史学家们挣脱儒家经学桎梏，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必然有着其所以产生的深刻原因。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震动史坛的疑古思潮，也不例外。顾先生的学术活动开始于1920年，以疑经辨伪、考研古史为主要内容。他既不像十八世纪的汉学家那样，为逃避现实而躲入故纸堆里做草木虫鱼的烦琐考订，更不像混迹于当时社会中的封建余孽那样，为对抗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叫卖国粹。“五四”时期，顾先生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深受时代潮流的激荡，自觉地以摧毁封建偶像，打破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古史体系为己任。这是“五四”时代精神在史学上的反映。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发现：中国古史里裹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所代表的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所代表的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封建偶像支配着中国的古史。因此，为了建设真实的、科学的古史体系，必须彻底摧毁这些偶像。顾先生自述疑古辨伪的目的是：“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2）
从摧毁封建偶像这一根本目的出发，顾颉刚先生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他的这一古史观，包含有三个意思：第一，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虽不能知道某一件史事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史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3）在答复刘掞黎、胡堇人二氏的质难时，他又进一步提出：要探明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只有这四个打破，才能使我们不上战国以来封建文人的当，才能真正突破儒家经学的桎梏，建设起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4）顾颉刚先生关于中国古史的这些基本观点，冲毁了二千多年来儒家精心营造的古史神庙，使历代相传的君统、道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的一次深刻革命。许多历史学家，在顾先生疑古思想的影响下，抛却了传统观念，树立起必须以理性尺度重新衡量一切史料的信念。他们不仅不盲目信古、从古，而且逐渐地由疑古而释古，又由释古而考古，逐渐地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这就使中国古史研究走入了一个新天地。
二、疑古思想的渊源与特色
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它是与封建正宗史学针锋相对的。比如汉代司马迁，在汉儒“天人之学”盛行的年代里，他不以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学世界观阐述历史；而是“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求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轨迹。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批评《尚书》“略举纲维，务存褒贬，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其史料价值连诸子百家之书都不如。清代姚际恒著《九经通论》，从师承关系、学术渊源、典章制度、文体句式等各方面考辨古书真伪，把儒家经籍区别为“别伪”、“存真”两大类，说《易经》、《周礼》皆系后人伪造，绝非圣人之言。这些古代学者，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没有能够脱离儒家经学樊篱，但他们不盲目信古从古，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相对地动摇了儒家经学的权威，从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疑古疑经、辨伪求真的优良传统。顾颉刚先生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的疑古思想。
1920年，顾颉刚先生写成最初的学术论文《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并由研究郑樵而开始接触姚际恒、崔述的著作。他又通过标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对古往今来作伪与辨伪的人物、事情获得了清楚的认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顾先生写道：“古人太没有历史观念了，所以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史料。”正因为缺乏真实的史料，所以史书中便“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5）所以，顾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便应当是搜集史料，审定史料。我们不仅要继续从事古代学者做过的辨伪工作，而且我们的辨伪工作一定要比他们更进一步。古代学者辨伪有一个根本缺点，就是“必要拿自己放在一个家派里才敢说话”（6），这就不可能真正摆脱人话、鬼话、神话兼而有之的儒家经学的束缚，其结果是没能做到真正的辨伪，而且在辨旧伪的同时又造出了许多的新伪。我们生活在扫除了一切封建偶像的思想解放的时代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异己力量可以禁锢我们的思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尽量发出，别人的长处择善而从，不受家派的节制。”（7）因此，顾颉刚先生提出想做三种书：《伪史源》、《伪史例》和《伪史对鞫》。他说：所谓“源”，就是伪史的“递变之迹”；所谓“例”，就是造伪者的心理，即伪史所以能成立并流传开来的原因；所谓“对鞫”，就是把造伪者相互“牴牾的话集录下来，比较看着，教他们不能作遁辞”（8）。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封建史学全部失其之点，也才能使今日与未来的新史学成为建筑于真实基础上的历史科学。因此，同古代学者疑古惑经、辨伪求真思想相比较，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确是一种彻底的去伪存真的理论主张。
历代具有疑古辨伪观念的进步史家中，对顾颉刚先生影响较大的是郑樵、姚际恒的崔述。顾颉刚先生曾自述：“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解释。”在郑、姚、崔三人的启迪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9）这里，特别值得我们论析的是崔述对顾颉刚先生的影响。崔述（1740—1816年），字东壁，是十八世纪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在乾嘉之世，在以烦琐考据为最大特色的专门汉学盛行的年代里，崔述“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既不象汉儒固守家法师说，亦不似宋儒专以己意讲求义理，而是远承司马迁治史之法，坚持“考而后信”的求实立场。他竭毕生之力著述而成《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以为实言”（10）。他以“经”为信史，以经书里的记载驳斥诸子及后儒附会于古史中的种种神话传说，相以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崔述的研究方法及古史观点，给予顾颉刚先生以重大启示。他们疑古的方法、研究古史的方法，都是“剥皮主义”的方法（11），这种方法具有比较明显的进化特色。他们因为深信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信有什么“三代盛世”那样一个灿烂的上古时代；他们不仅怀疑上古时代、而且认为这传说中的古史体系是随着历史的流变而逐渐造成的。崔述说：“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羲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12）顾颉刚先生则说：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只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代，到汉以后有盘古（13）。如果我们把崔、顾二氏的观点作一比较，则不难看出他们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论述时所取例证都甚相似。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史学史上疑古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的疑古思想又深受晚清今文经学家思想的影响。今文经学是晚清的一股学术思潮，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均有很大影响。晚清今文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晚清今文经学家打破儒家所谓孔子以前“道统”与“王统”合一，孔子以后“道统”与“王统”分离的传统观念，认为古文经学家讴歌的三代质文礼制并非真正存在于古史上的典章制度，而是周、秦诸子托古改制的理想。第二，晚清今文学家否定了古文经学家的退化史观，指出历史的发展只能是时愈久而治愈隆。第三，晚清今文经学家不相信古文经学家的经典和经说，认为古文家特有的经典（如《周礼》、《左传》等）和经说（如费氏《易》、孔氏《尚书》、《诗毛传》等）都是伪书。总之，晚清今文学家以其进化史观转变了中国史学的风气，以其大胆的怀疑精神诱发出人们要求对一切古史作重新估价的愿望，诱发出人们要求在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中国古史、探明古史真相的愿望。所以，可以说晚清今文经学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文化的动力”（14）。
从学术渊源上看，顾颉刚先生曾从康有为的思想中获得直接启示。他曾服膺于章太炎的学术，愿意随从章氏学风，用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但自从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虽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说孔子作“六经”的话很不信服，但对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大胆的怀疑精神怀有十分的敬意。顾先生认为，康有为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之说是极恹餍理的，康有为关于“六经”中掺杂着许多儒家托古改制政治观念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说：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使人“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实在比较从前的辨伪者进了一层”。他自己及整个古史辨派推翻古史的动机就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15）
历代疑古辨伪优良传统与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都对顾颉刚先生有过较大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顾颉刚先生与那些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学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区别。古代学者大多脱不出儒家范围，他们疑古、疑经、辨伪，都是极有限度的，其最终目的是捍卫儒家圣道。比如崔述，在古代可以说是一位怀疑精神最为强烈的学者了，但他的信仰和孔际的气味仍很重，他的疑古思想中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儒家成见，他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辨伪只是他的手段（16）。康有为等晚清今文学家的疑古辨伪，也只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真正目的乃是把自己塑造为现实社会中的改伪，是近代政治家的辨伪。顾颉刚先生做的是疑古疑经辨伪的工作，这从形式上看，与古代初学者及晚清今文经学家并无二样，其实却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们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们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17）顾先生致力于疑古辨伪工作，不是为了推倒封建偶像而树立别一种权威，而是为了彻底驱除传统史学中的宗教迷妄，考辨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建立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他在考辨古史过程中，毫无家派成见，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特别注重运用近现代的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这是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方法论与学术成就
“五四”以后，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大流派。“信古”派，抱残守缺，坚持封建主义史学立场，是“五四”后中国史学界的一股逆流。王国维先生创始的“考古”派，把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参验，以甲骨证商史，以金文证周史，“补证纸上之材料”，“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18）他们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证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真实、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坚实基础。“释古”派，以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将史料融会贯通，“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19），不仅要阐明历史的真相，而且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与“信古”派持反对立场，力图扫荡不科学、不真实的古史传说；与“考古”派态度相近，力图建设真实、科学的古史体系。“疑古”派与“考古”派的工作，是“释古”派史学研究的前提。所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及其学术实践，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顾颉刚先生考辨、研究古史，运用的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方法。顾先生学习并运用这些方法，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师胡适。他曾说，二十年代初期，听了胡适的讲学，读了胡适发表的文章，不仅知道最合自己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而且从中领悟并接受了史学方法。这方法就是考辨古史，“不但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逐渐演变的线索”。研究历史，必须“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20）但是，顾先生与胡适又有着本质区别。第一，“五四”前后，胡适把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21），但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作为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在政治上是始终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顾颉刚先生继承胡适早期思想中反封建的积极因素，而对于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政治立场是反对的。顾先生曾宣称：“我自己决不反对唯史观。”“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22）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顾先生以“下学”自居，而把具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史家誉之为“上达”，愿把自己疑古辨伪工作当做科学史家研究历史的初步准备工作。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见解。第二，胡适的方法化是建筑在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他研究历史，虽有一点成绩，但最终是绝不可能探究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他只是把史学作为自己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胡适虽然对顾颉刚先生有过影响，对疑古思潮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自己却堕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淖，丧失了早期的反封建精神。顾颉刚先生承受了胡适方法论中的积极因素，因而扬弃其民族虚无主义的消极思想。他坚信历史是可以认识的，甚至认为伪史料也有其作用。他的疑古思想中，始终包含着一种“求信”的精神。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与王国维先生的“考古”，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把建设可信的、科学的古史体系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
顾颉刚先生认为，传统的古史体系“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23）。我们今天研究古史，首要工作便是摧毁这漏洞百出的古史体系。他认为，“历史演进法”正是整理、研究古史传说的钥匙，正是解决古史中许多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只要用了看角色的眼光看古史上的人物，便可以知道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层次。”（24）“历史演进法”虽未必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但运用这方法研究历史，确可在某些方面揭示历史传说变迁的轨迹。比如：顾先生引《诗经》中《商颂》、《大雅》等资料，说明西周至春秋初年，人们对于古代历史并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于意识之中，更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到作《论语》时，有了禹，并且禹之前有了尧、舜，但这时的尧、舜还是受人推崇的理想的古王，并无事实可称道；而到作《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时，尧、舜的名下已被人们记载了许多王功圣德，这人化的圣王似乎确实曾存在于远古时代的了。自战国以至西汉，人们出于种种需要，充分创造伪史，不仅进一步使尧、舜人化，而且在尧、舜之前又加上许多帝王名号，终于形成了盘古、天皇、地皇、泰皇、庖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古史体系（25）。在这里，顾先生运用“历史演进法”分析传统的古史体系，虽然没有能揭示中国古史的真相，但说明了传统古史体系的不可信，并通过对传统古史体系形成过程的剖析，说明了各时代的人伪造古史的原因，这对春秋至秦汉的政治史、学术史的研究是有益的。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有破坏的一面，也有建设的一面。他研究古史，破坏了传统的封建古史体系而建设起真实可信的战国秦汉政治史、学术史体系，他的《汉代学术史略》（即《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战国秦汉人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名作，至今读来仍给以不少科学的启迪。他研究经，摧毁其神圣地位，而确立其在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他的不少观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当然，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他研究古史的材料，只限于古籍，而未考虑到考古实物。这就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对此，顾先生自己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说：“我所研究的材料”，“不是古代的全部材料”，“不完全为真材料”；“我所用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所以，我们如果结合现在考古学的材料来看顾颉刚先生当日的观点，就必然会觉得其疑古太过，甚至会认为他只有破坏而无建设了。但这是不能苛求顾先生的。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运动正日益高涨，顾颉刚先生以摧毁传统的古史体系，破坏封建史学为职志而提出自己的疑古思想，这是有其时代必然性的。另方面，考古学在当时才开始显露昌盛之势，尚未被历史学家充分认识。在此学术条件下产生的顾氏疑古思想，不能不说是卓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点破了。”（26）
[注 释]
（1）《李大钊选集》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4）参阅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同上书。
（5）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7）同上。
（8）参阅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同上书。
（9）《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
（10）崔述：《考信录提要上》。
（11）参阅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古史辨》第一册。
（12）《考信录提要上》。
（13）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14）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16）同上文。
（1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王国维：《古史新证》。
（1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20）参阅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1）参阅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
（22）《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3）《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24）同上。
（25）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5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 音乐史学 音乐美学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年至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
继刘复之后，杨荫浏、李纯一和黄翔鹏等人在音乐考古学研究方面有新的进展。例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越来越受学界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研究
1.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对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已是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2.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美学史的研究
人类对美的认识，或者说人类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就存在方式而言，不外乎两种形态：美的物化形态、美的抽象符号形态。具体到音乐美学而言，美的物化形态是主要指乐器；美的抽象符号形态主要指以书写符号记录的文本，即通常所指的记载人的音乐思想的文献史料。
理解美的抽象符号形态并不难，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美的物化形态――乐器，并将其确立为音乐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之一，这是我们需要仔细考量的。修海林认为：“任何音乐美学理论都处于特定的历史框架中，都是历史中产生的音乐美学理论，其研究都是以历时过程中展现的音乐美的实践以及在此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音乐美学思想、审美意识乃至审美情感的物态化表现，作为研究的对象。”②作者在此明确将“审美情感的物态化表现”作为音乐美学（史）研究的对象，即是将“乐器”纳入了音乐美学史的历史框架之中。由此，他在历史维度上拓展了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上限，通过对考古出土的乐器，如原始拟音工具、骨笛和鱼形埙的音乐上的特征的分析，着重探讨了史前先民们的审美意识、形式美感、审美听觉尺度等。
可见，通过对考古出土乐器的形制、音乐性能、文化内涵等多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追溯早期音乐在律、调，以及乐器的材质、构造、声学等方面的特征，而且还可以较全面地揭示其音乐的社会功用以及历史上人们的音乐美学思想等。
3.音乐考古学作用于民族音乐学
如果说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是由历史音乐学作用于民族音乐学而形成的，相信学界对此并不陌生。但若说音乐考古学可以作用于民族音乐学，我们尚需对此进行一番辨析。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特点是要求我们在研究当下活态的音乐，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义时，应该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作为参照系，即强调音乐研究的现实语境和历史语境。而历史语境的形成，除了通过文献记载获得外，考古出土的实物和图像是其产生的基础。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民族音乐志的撰写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是口传历史，没有文字记载，有的民族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后才通过汉族语言文化的教育而逐渐有了自己文字记载的历史。可想而知，对于这些民族音乐的研究以及对其音乐表象背后文化意义的阐释，要想仅仅通过文字记载，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完整和不可靠的，这就需要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考古出土的实物和有关音乐的图像。
将音乐考古学作用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学界不乏有人对此进行了尝试，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王玲的《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一书，即是作者通过搜集古代文献记载的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图像、云南地区考古发现的音乐图像，以及在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音乐图像，运用民族志类比的方法，结合当时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对云南史前的音乐历史以及有文字记载的历代音乐生活进行了深描，在宏观上给我们展示了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全景图；此外，作者还通过某些考古出土的音乐图像的个案研究，“阐释云南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图像所蕴涵或象征的神话、巫术、民族历史、社会环境、文化特征、艺术传统、宗教情结、审美心理等意蕴”③，这是将音乐考古学作用于民族音乐研究所做的可贵的探索，其取得的成就，值得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借鉴。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②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4.
③王耀华.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6
新材料的研究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十年内，中国有五项重大的发现：19世纪末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1900年甘肃敦煌藏经洞敦煌文书的发现，1908年新疆及甘肃的汉晋木简的发现，1909年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1889年蒙古的古代中亚民族遗文的发现。王国维说：“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的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以新方法研究新材料成为一时的学术趋向，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即发表了罗福成《宴台金源国书碑考》、马衡《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考》、罗福苌《敦煌博物馆敦煌书目》、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伊凤阁《西夏国书论》、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等，开辟了国学新课题，使人耳目一新。
白话小说考证从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看来，小说托体甚卑，非学术研究的对象。胡适发起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学，其最大的功绩是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中找到了新文学的标准，而且以为《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是白话文学的语言典范。为了推广它们，得到上海远东图书馆的支持，自1920年开始出版系列的新式标点本长篇白话小说。在出版这些小说时很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作者、版本和历史背景，但因资料难得和历史线索模糊而成为很困难的学术问题。胡适自1920年完成《水浒传考证》之后，迄于1925年完成的论文有《水浒传后考》、《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镜花缘的引论》、《跋红楼梦考证》、《水浒续集两种序》、《三国演义序》、《三侠五义序》、《老残游记序》。这些小说考证论文是以新方法整理国故的典范。
古史的讨论自1920年顾颉刚在胡适的启发下开始古籍辨伪工作，以作为国学新思潮的学术突破。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对中国远古历史传统作了颠覆性的论断。钱玄同继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表示支持。刘掞藜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论古史书〉的疑问》和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对顾颉刚的观点进行辩论。胡适说：“《读书杂志》上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文章，也做了八万字，经过了九个月，至今还不曾结束。这一事件可算是中国学术界一件极可喜的事，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古史讨论遂在国学运动中兴起了以疑古为特点的古史辨派，陆续出现了一批辨伪与疑古的论文，大大震动中国学术界。1925年国学新倾向所体现的新思潮已经形成，曹聚仁在《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里说：“近顷之治国故学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使非极端守旧，局守宋儒之陋见者，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群力所注，则国故之各各资料，必由一一考证而日渐正确……国故学之新倾向，昭然显呈于吾人之前。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这断定新思潮派以科学方法考证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学术问题是国学运动的主流了。它取代了国粹派在国学运动中的地位，大大推动了国学的发展。1926年1月顾颉刚发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进一步发展了新思潮派的观点，重申胡适的纯学术的主张，摒弃势利成见，不考虑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价值，回答了学术界的种种责难。此年四月顾颉刚完成《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它是国学运动中古史辨派的宣言。《古史辨》第一册于1926年由朴社出版，自1941年共出七册。其中作者有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丁文江、魏建功、容庚、傅斯年、马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刘复、罗根泽、梁启超、余嘉锡、高亨、唐钺、刘盼遂、吕思勉、童书业、谭戒甫、唐兰、郭沫若、杨向奎、蒙文通、杨宽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派。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古史，但更多的是关于先秦典籍的辨伪、诸子的考辨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他们使用传统的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国学的新倾向和国学研究的新方法在古史辨派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古史辨派的学者们以疑古的态度对先秦典籍———包括儒家经典的辨伪，将中国远古的传说与信史分别开来，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存在，了儒家典籍的神圣性，表现出以科学的态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做到了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古史辨派的辨伪工作起到了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破坏。周予同于1926年说：“辨伪的工作，在现在国内乌烟瘴气的学术界，尤其是在国学方面，我承认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辨伪虽是国学常识，但也是第一步工作。”这种辨伪的破坏，实质上是对国学运动中国粹主义理论的动摇。《古史辨》收入的论文如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钱玄同《论〈庄子〉真伪考》、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张寿林《〈诗经〉不是孔子所删定的》、俞平伯《论〈离骚〉的年代》、冯友兰《〈中庸〉的年代问题》、张西堂《陆贾〈新书〉辨伪》、朱希祖《〈墨子•备城门〉以下十二篇系汉人伪书说》、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罗根泽《晚周诸子反古考》、吕思勉《考》、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等，皆是振聋发聩，开一代风尚之作，使新考证倾向得以发展。
古史辨派的这些考证，虽然从表象上看来十分琐细，但疑古的精神特别鲜明，的确表现了新文化光照下的新思潮，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1927年1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南京，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办于1928年，标志国学运动中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此刊自1928年迄于1949年共出版二十本，此大型连续出版物是纯学术性的，如研究所的名称一样，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傅斯年理解的“历史”是广义的，“语言”已具文献的意义。他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派与欧洲近世的历史语言学派颇为相异，仅限于历史与文献的事实考证的层面。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生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多多少少带点中古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借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这里“史料”即历史文献。傅斯年从中国传统考据学找到了与历史语言学的契合，于是提出判断学术价值的三项标准：一、对材料作直接的繁丰细密的研究；二、能扩张所研究的材料；三、扩充研究时所应用的工具。他特别强调材料和事实的研究，要求原创性的研究和体现研究方法的进步。历史语言学派的宗旨贯彻在《集刊》里，如其典型的论文：董作宾《跋唐写本〈广韵〉残卷》、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傅斯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徐中舒《耒耜考》、赵荫堂《〈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孟森《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考订》、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王明《〈周易参同契〉考》、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等。这些论文与《古史辨》的论文都是对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以科学的方法做细密的考证。它们实是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体现，属于国学研究性质的。我们如果将《古史辨》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主要论文进行比较，则不难见到：二者虽然皆以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狭小问题为对象，皆采取科学考证方法，但前者关注的问题限于汉代以前，以先秦古史古籍为重点，其课题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的基本的事实问题，编者的思想倾向极为明显；后者的课题十分广阔，涉及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琐细的学术问题，编者并不具某种倾向，亦不迎合时代思潮，而是沉潜地进行研究。此两派均属国学运动新倾向的流派，因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才促进了国学的繁荣昌盛。自1925年国学新倾向形成以来，除《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两种大型学术集刊而外，其余具有国学性质的刊物纷纷出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北大国学月刊》（北京大学，1926年）、《国学》（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国学年刊》（无锡国学馆，1926年）、《国学专刊》（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6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中山大学，1927年）、《国学论丛》（清华研究院，1927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厦门大学，1927年）、《燕京学派》（燕京大学，1927年）、《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中央大学，1928年）、《辅仁学志》（辅仁大学，1928年）、《师大国学丛刊》（北京师范大学，1930年）、《国学丛编》（北平中国大学，1931年）、《国学汇编》（齐鲁大学，1932年）、《国学商兑》（国学会，1933年）。这段时期国学运动极兴盛，新的考据之风影响着一代学术。1941年12月四川史学家蒙思明应钱穆之邀在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讲演时，他谈到新的考据风尚说：“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使人除考据之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他对科学的考证成为学术界的支配势力和学术风尚表示忧虑和指责。这反映了“新考证之盛行”确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和强势了。当新思潮成为国学运动主流时，国粹主义的残余仍有很大的势力和社会基础。
1935年萧莫寒论治国学之门径，以为：“宋之理学，诚为上承五代以上学问家研究之结晶，启元明清后代治国学之门径。故吾人研究国学者，得宋儒理学为辅佐，则无异获得第一把锁钥也。”同年何键在湖南国学院讲研究国学的方法与应具之眼光时说：“我们今日研究国学，要抢着‘致用而读经’的目的，处处都抢读经书应用到应事接物上，才算得通经，也才能算确实提倡国学。”1942年陆德懋论国学的正统时说：“凡人的道德及才能，皆受先天的遗传之限制，亦无可讳言。然在中上之才，如能留心于修养及致用之学，皆能有所成就。及其成也，皆所谓‘明体达用’之学，亦即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斯即正统的国学之所尚。”他们坚持弘扬国粹，以国学为儒家“修身”、“致用”之学，而且以为这才是国学的正统。从上述可见，国学运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国粹派和新思潮派两种基本的倾向。历史已表明，在新文化思想引导下的新倾向是国学的主流。当国学运动终结四十余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又兴起“国学热”时，原来的两种基本倾向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转换的变化。1993年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问世，它继承了《国学季刊》的传统，坚定纯学术的宗旨，标志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学术界兴起。由于历史的断裂，致使在新的国学热中，人们对曾经是国学运动的主流倾向淡忘或模糊了。《国学研究》所代表的纯学术倾向，渐渐在“热潮”中处于次要的地位，而国粹主义却以变形的态势居于主导的地位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以呼唤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建成文化强国的历史背景下，国学热以国粹主义的特色走向世俗化和商业化。国学被理解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国学的宗旨在于提倡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倡导普遍的读经，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试图恢复经典教育制度。许多学者联合发表文化宣言，宣称：“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的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国学似乎可以担当重大的社会使命，“要在‘科技’无法涉足的广阔之域，载负起将‘人类精神’引向天府的重荷，并拯救人类于现代文明设置的罪恶陷阱之中”。这从弘扬国粹的愿望出发，使国学脱离学术的轨道而成为儒家政治伦理的宣教。我们回顾国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时，可以证实国粹派的弘扬国粹的使命感及改变世道人心的善良愿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为背离现代文明的逆流而不可能实现的。
国学运动的主流是新思潮派开拓的新的学术道路。他们将国学研究视为纯学术的工作，不负担政治伦理的使命，是在更高的学术境界里寻求真知，而且不主张将这些高深的学问普及。国学是以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相结合的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若干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它向许多学科提供事实的依据，这些依据可能动摇某学科的理论基础，可能澄清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疑案，可能清除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诸多谬误；其力量是无比坚实巨大的。国学研究的水平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所达到的学术境界。新时期以来的学术繁荣过程中，有许多从事高深而困难的国学研究的学者，他们默默地为中国学术作出贡献，继承和发展了国学运动的纯学术传统。当前的国学热应当“退热”，脱离商业化，避免庸俗化，走出国粹的迷误，回到纯学术的道路上来；这样才可能真正为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起到应有的作用。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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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型在线工具书
中学历史教学中，需要运用原始文献资料以便教学研究之用。因而用到一些大型在线工具书，如四库全书、国学宝典、中华古籍在线全文检索、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古今图书集成等。目前文渊阁四库全书可进行在线查询的有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所收四库全书（http：//.cn：8000/scripts/skinet.dll?OnLoginPage），该网络版可大幅节省搜寻及整理资料的精力和时间，透过《四库电子版》进行全文检索，只需输入字符串或单字，便可数秒间完成，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国学宝典数据库（http：///），该数据库是全球最大中国传统文化检索引擎、内容很全面，支持复合检索功能。中华古籍在线全文检索（http：///）提供数万部13亿字的全文检索，免费、自由开放！南开大学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http：//202.114.65.57/net25/）可进行在线网络字词语的检索及阅读。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http：//hanji.sinica.edu.tw/）包含汉籍全文数据库（含二十五史、十三经、诸子、古籍十八种、古籍三十四种、大正新修大藏经）、古汉语语料库、正统道藏、词话集成、新清史－本纪、乐府诗集、闽南语俗曲唱本《歌仔册》及政书、类书与史料汇编等，其收录文献丰富，可资研究。此外，台湾故宫东吴数位古今图书集成（http：//192.83.187.228/gjtsnet/index.htm）、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全书图像（http：///）也可使用检索。另外，台湾学者开发了Accelon3开放古籍平台（含辞典、藏经、文集、丛书等19部全文检索数据库），除此之外，“十通”、“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等在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中也可加以利用。查找地方志全文，可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资源（http：///web/guest/shuzifangzhi），查找字词解释，可利用汉典（http：///），汉语大词典（http：//218.78.212.175/hd/）。有关中西历年表的转换，可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两千年中西历转换工具（http：//sinocal.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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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何小燕.网络信息资源环境下的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2003（12）.
[2] 罗宣.网络时代史学研究手段的革新―试论学术性数据库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史学集刊，2003（4）.
考古学与历史学篇8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美学史研究；多维度；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51-02
一、史海苍茫 岁月悠长――逻辑立体的著述方式
作者在整体架构中，从时间的纵向维度对中国音乐历史进行了梳理，第一章中由原始乐舞到明清乐声，提纲挈领地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详略有别的论述。开篇作者以“考察原始乐舞的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考察原始人类文化本身”，并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为开篇，对第一章节奠定了基调。笔者通过对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的学习，深刻感受到了著作中不论是题目还是所著述的内容无不透露出的历史厚重感。全书以不同以往的分类方法，将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了分门别类的阐述。全书三个章节各有侧重，特点鲜明，整体性强，各章节在突出特点的同时将全书浑然一体。
音乐学的总任务是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现象来阐明他们本质及其规律。先生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始终围绕着音乐的学科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同时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以辩证的思维和眼光来审视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音乐美学史。音乐史学作为音乐历史研究的学科，伴随着古代社会历史大环境而跌宕起伏，这本身就使其自身闪耀着历史的光芒，而本书带给我的正是于历史沉浮中探寻中国音乐历史独具的魅力和感染力。图勒对中国音乐这样评价，“‘中国音乐具有耀眼而坚实的色彩’‘中国音乐好像能够穿透最坚硬的石头’”，西方人能够给予中国音乐如此之高的评价实属罕见。①“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孔子已提出仁是礼乐的基础和前提，礼乐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外延，通过对礼乐制度的探求和生活体验的深入与升华，文化的本质性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不言而喻，音乐这一智慧的结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无可厚非。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写“是基于文化价值的反思”。“如何反思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化价值，亦成了本书撰写的一个要求”，这同样也是作者以“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两条腿走路的学术路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音乐是由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社会本应担负起这个使命。最合适的方法就是J真研究音乐的原则和功能，以便每个人都能从一堆杂乱的规则和奢华的‘文化’中抽取其精华”。精神文化是各种文化形态中最有活力的部分。②正因为如此，修海林先生通过文化这个音乐传统的核心决定性因素，来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以及美学史进行论述，这其中不但能够读出音乐文化的表达在文化历史沿革中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同时也通过横向阐述的方式论述了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价值历史演变。
二、历史的呼应 思辨的审美――辩证考量的历史视角
作者在著述过程中，以动态眼光来分析历史发展，以思辨的方式来解读历史进程中的音乐形态。作者将古代美学审美思想的阐释与史学论述相互呼应，前后相随，不但整体性鲜明，同时各自特点也更加突出。在第二章中，作者从一个“乐”字的内涵和外延入手，进一步分析了音乐发展在历史和文化环境及社会发展中的演化规律，同时还从符号学角度将“乐”字的演化与文化心理特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本章尤以音乐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使用功能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通过对现有中国音乐史论著的搜集整理，大体是按通史的著述手法，以时间为主线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进行阐述，大体分期为远古音乐阶段、先秦音乐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音乐阶段、辽宋金元音乐阶段、明清音乐阶段等大致这几个时间节点。修海林先生虽然也采取了类似通史的著述手法，但在重点的把握上却有不同以往的阐述。通过对史论著作整理的同时加以比较后发现，修海林先生在该著中引用了与前者不同的著述方式，使之观点更加新颖，立意更为丰富。尤其是先生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了纵向的专题式研究，历代美学精髓历览在目，不但使读者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有了历史性的学习，用时还能够在历史沿革上进行新的研究方向上的拓展，通过与第一章的史学内容进行联系，更能够得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是其他音乐史书所没有的。通过阐述方式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性突破，能够引起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更给予读者以启迪和新的读史感受。
在第二章论述古代音乐审美意识中，作者以专题的形式逐个加以阐述。这也是通常史论著作写作的常规方式，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蔡仲德的《中国美学史》等史论著作。但作者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开篇将“乐”字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不断演变作为切入点，由“乐”的变化昭示了原始先民生命的觉醒。这也更加呼应了本书开篇时作者提到的“如何反思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化价值”③。“‘乐者乐也’作为最早在审美中被规范化的、并作为一种值得肯定的审美情感态度，其最初蕴涵和具有的，恰恰是一种最具本能愿望的生存意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中，正如作者所表述的观点，以文化为核心，以“乐”作为载体。作者以“乐”而不以“史”的方式作为开端，更能使之表达更加灵活而不呆板，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作者正是能够把握这一点，从而做到了文而不史，史饰兼备。
三、高屋建瓴 有容乃大――博大的学术胸襟
“就像华夏民族历史形成的多融性那样，华夏古乐的发生、形成，同样具有多融性的特点。”“在世界范围的音乐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外来音乐文化对华夏音乐的传入并不是侵蚀、吞没它，而是反被吸收、消融在它自身的文化系统中，甚至转化并形成为一种新的民族音乐文化特质。”先生在第三章开篇中提出的这个观点且始终贯穿在整章的论述过程中，这不单单是叙述文化在横向平面上和不同地域的传播，更是将文化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以群体或个人迁移来实现的辐射式扩散。音乐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也很早就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社会学概论》中这样描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文化固有的特性，是指由文化传播而发生的文化接触、文化冲突、文化采借与文化融合等过程。从早期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后发既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这样的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化的交流事例，在接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都能见到诸如此类的文化现象。
修海林先生将社会学的方法融入其中，以文化的空间结构来论述华夏古乐与外族外域音乐的传播与交流，文化区是文化空间分布的最小单位，是“指一个在同一社会经济体系和文化中生活方式较为一致的地区。文化区的中心地带有共同的习俗”文化圈是指在地域上比文化区域更为广大，并在文化上（主要包括生活、艺术、道德、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有着联系的一个空间范围。修海林先生认为“从世界音乐文化的整体分布格局来看，‘华夏音乐’实际上代表着人类文化格局中一个覆盖相当大且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音乐文化圈，其文化辐射波及整个东方以至更广大的地域范围。”作者正是以这种高屋建瓴的视角来进行音乐文化的论述，使得读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以一个局部性细分的方式、整体性概览的视角和传播性流动性的学习思维来对整个章节予以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第三章节中，作者依旧对之前的论述进行呼应，不但有音史学范畴的传播交流，同时也将古乐审美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论述，作者指出，“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中，最早的带有自然地理文化意识特征的音乐观念形态，就是乐通阴阳的音乐观。”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后世由庄子阐述的“天人合一”思想概念的历史文化源泉。“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是一N状态，一种追求音乐的自然观的音乐创作的状态，《吕氏春秋・古乐》：“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这段话也同样说明了古人对音乐自然观原始的认识。
四、结语
通过对先生书著的学习，不但在今后自身的写作思路上有了开拓，更重要的是在音乐历史观上给予了更多的借鉴性内容。这不但是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新方法新视野的探寻，更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孜孜不倦的求索。音乐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每个时期的音乐历史的发展无不深深地镌刻上文化的烙印，研究音乐历史的发展，同样是沿着文化发展史和人类历史的脉络来进行的。在音乐历史研究过程中，进行多元的跨学科的写作方式，使得著述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同时在更多的方面能够给人以启迪。
注释：
①《世界音乐通史》罗兰・德・康代著。
②彭华民《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
参考文献：
[1]马琴.尊重史实静水流深读《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有感[J].音乐时空，2015（10）.
[2]王青.从《古乐的沉浮》看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5（2）.
[3]戴嘉枋.从文化史角度审视古代音乐――读《古乐的沉浮》[J].人民音乐，1991（2）.
[4]修海林.《古乐的沉浮》再版自序[J].高校理论战线，1998（1）.
[5]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M].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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